动力电池回收监管“组合拳”落地
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雅洁
8月26日，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给动力电池回收定调：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这是近一个月内监管部门祭出的第二记重拳。
7月30日，工信部已发布2026年第20号公告，废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中“梯次利用”有关条款，100家梯次利用企业被移出合规名单。
清门户、发身份证、立百万吨级市场，监管正用一套组合拳整顿这个行业。
一家以动力电池回收为主业的头部企业的动力电池回收业务负责人陈凯透露，其对接的多家主流车企正在重新梳理回收服务商短名单。近一个月，该公司接到的车企定向委托回收订单环比出现两位数增长，其全国六大基地合规产能利用率较二季度提升8至12个百分点。
但账还没算平。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预测，2026年动力电池退役量约43吉瓦时，折合重量28万至30万吨，2030年将增至171吉瓦时，折合重量约110万吨。
谁接住这块市场，是这场整顿战的下一道题。
清场到溯源，监管新打法
7月30日上述新政的“清场”，是这轮组合拳的起点。
这次清场有明确边界。
被移出的是“梯次利用”专项公告资质，不涉及再生利用资质。
陈凯说：“过去车企为完成生产者责任延伸考核，会同时匹配梯次、再生两类合作方；现在那100家企业不再具备政策层面的梯次合规身份，整车厂、电池厂内部风控体系立刻收紧，不再敢把电池包、模组外放给这批主体。”
清场之后是溯源。
8月26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定调的“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要求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陈凯理解，这一变化的实质在于，数字身份证本质是把回收行业从事后报备推向全链路强制留痕，对回收企业来说，它会重构分拣、入库、台账、结算整套业务逻辑。
陈凯举例，过去他所在的企业拿到电池后反向建档，很多历史工况、循环次数数据是缺失的。数字身份证落地后，每一块电芯从出厂就绑定唯一编码，装车、维修、更换、退役、流转、拆解、材料再生，每一步都要在国家溯源平台留痕。
目前，陈凯所在的企业已在全国基地部署电池编码识别终端，内部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可对接国家溯源平台接口。
但存量电池仍是行业难题。2026年之前出厂的大量在运车辆，电池编码尚未纳入统一国家溯源平台强制留痕。社会散收回来的电池很多经过维修、换件，会出现“包码与电芯码不匹配”的情况。
监管逻辑不止于发证。
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人士赵小兵分析，从废止梯次利用公告到推出数字身份证，标志着国内动力电池回收监管逻辑完成一次重大转向，意味着从过去资质准入管理转向全生命周期流向管控，从筛选哪些企业可以做梯次变成管住每一块电池最终流向哪里。
赵小兵说：“过去监管回答的是谁有资格干这件事，现在监管要回答的是这块电池从哪来、中间经过谁、最后变成了什么材料。”
百万吨级市场，谁接得住
动力电池退役量正在增加，正规渠道的接住能力还没跟上。
赵小兵分析，名义上行业总拆解产能已经可观，但产能利用率整体偏低，头部合规企业维持在30%至50%区间，大量中小再生企业开工率不足三成，根源是大量退役电池没有进入正规渠道。
赵小兵说：“如果溯源、执法到位，大量原本流入灰色市场的电池回流正规体系，会产生较大的有效产能缺口。”
增量蛋糕谁接？
陈凯认为，2030年百万吨级市场最终将形成三足鼎立、互相合作的格局。
陈凯表示，第一类是电池厂系回收平台，以宁德时代旗下邦普循环等为代表。优势在于和电池生产端深度绑定、材料闭环顺畅；短板是社会化散货回收网络相对薄弱。
第二类是独立第三方专业回收龙头。优势是全国布局回收网络，多车企多电池厂同时合作；劣势是再生材料需对外销售，盈利波动更大。
陈凯进一步表示，第三类是车企自建回收体系。多数车企不会大规模自建冶炼拆解工厂，更多聚焦前端，搭建回收服务网点、负责电池归集与溯源数据管理，把归集上来的电池委托给具备资质的专业企业做后端拆解冶炼。
陈凯说：“未来大概率是车企负责前端归集与源头数字身份证编码，电池厂系回收企业承接自家闭环电池，第三方回收龙头承接跨品牌、社会散货退役电池。三类主体不是零和博弈，更多是分工协作。”
格局受政策落地力度高度影响。如果数字身份证、联合执法执行到位，合规企业会充分受益；如果执行打折扣，灰色市场持续分流货源，头部企业扩张节奏也会受到压制。
赵小兵补充道，未来第三方专业回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边扩大合规拆解产能，一边牢牢打通车企、维修、报废车多维度回收渠道。但在他看来，瓶颈不是硬件。
赵小兵说：“如果排序，第一瓶颈是渠道与货源获取，第二是产线柔性拆解技术，最后才是硬件产能建设。”
